筹5099元到账2300元救命钱岂能被平台挪用

筹5099元到账2300元,救命钱岂能被平台挪用?

打着公益旗号将众筹来的资金挪作他用,伤害求助者权益也亵渎捐赠者爱心。

比如在民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名录之列的某知名众筹平台,不久前就被曝通过“扫楼”的方式地推拉业务,甚至协助求助者病历造假。那些不在目录之内的,可能会更加不规范。就像这次涉事的爱心聚力互联网公益平台,就被曝“只要有病人需要帮助,病人说什么,我们就写什么”,“一天走访一个县,根本无法核实病人的家庭情况等信息”。

比如,1854年伦敦宽街霍乱爆发,在当时并不知道病原体是何物的情况下,通过采取断自来水,也就是阻断传播途径的方法,就迅速阻断了霍乱的流行。

对求助者来说,发起网络众筹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急,尤其像老颜这样的患者,善款有时真的能够起到救命的作用。然而平台打着公益的旗号,将众筹来的资金挪作他用,导致救命钱迟迟无法到位,不仅伤害了求助者的合法权益,也亵渎了捐赠者的爱心。

因此不难发现,在所谓爱心平台的生意经下,有些公益募捐的真实底线,早已被公司业务高速扩张的功利逻辑所击穿。更过分的是它“两头骗”,忽悠完捐赠者再忽悠求助者,将本该属于求助者的救命钱都给挪用了,对社会爱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中方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 ,“相信中方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从党和政府、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行动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领导层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决心感到十分震撼,对中国展现出的勇气和担当表示敬佩,也看到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数据反映的是事实,但由于数据的滞后性等因素,我们更要透过数据看趋势、看未来。要看到,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资质经历了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再到定点医院的下沉过程,现阶段新增病例的持续大量出现,主要原因在于检测能力和效率的提升、存量病例的确认。比如,1月27日武汉市新增的892例确诊病例,就全部是此前已经收治但未得到检测的病人。此外,由于病毒潜伏期较长,病例发现的高峰会显著晚于疫情传播的高峰。因此,我们决不应被当前的数据吓倒,而是要坚信,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采取的史无前例的防控措施,其成效即将加速显现。

问题还不止于此。网络众筹毕竟是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而不是慈善机构,有自己营生的逻辑。所以为了将平台用户基数做大,忽视审核义务,甚至放任求助者信息造假的诈捐、骗捐事件时有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网络众筹不在《慈善法》的规制范围内,但这种求助和赠与行为,依旧在民事意义上法律保障范围内,除了相应的管理费用,平台只是信息发布方,无权挪用。即便求助者身亡,钱也不是平台的,而是得原路返回。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快要到来”决不是“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我们或许无法预测疫情发展的具体路径和节奏,但只要防控措施得当,执行坚定有力,我们就有信心、更有能力通过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加快迎来疫情的拐点,直至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当前,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我国已经迅速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各地联防联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基层单位实施“网格化”管理,机场、车站、高速公路采取体温检测等防控措施,春节庙会、游园会、文艺演出、电影放映、会议讲课和人员聚集的各类活动全面暂停或取消,湖北武汉等多个城市停航停运,人民群众纷纷戴上口罩、加强自我防护、主动减少外出,确诊及疑似病例进行隔离诊治、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医学观察……一系列正确有效的举措,最大程度地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

“通过平台筹到5099元,只到账2300元”,近日,一网络众筹平台挪用“救命钱”的新闻引起舆论关注。

这次曝光的案例再次提醒,对网络众筹平台得有更加清晰的监管定位。比如涉及资金的监管问题,有没有可能采取保证金制度,或者将募捐资金由第三方账户托管?协助求助者造假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管理费到底多少才合适……在个案处理外,对这些问题也不妨尽早厘清,避免给某些众筹平台留下太多空子可钻。

据《南宁晚报》报道,广西患者老颜和廖女士分别通过“志愿者”介绍,到爱心聚力互联网公益平台筹救命钱。老颜筹到5099元,却只有2300元到账,如今老颜去世了,余款去向不明;廖女士筹得11262元,但直到出院仍没拿到钱。病患家属认为救命钱被“志愿者”私吞了,而“志愿者”表示,平台运营方广西荣怀科技有限公司还拖欠他的工钱。

正如新闻所曝光的,这种空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资金监管问题。求助信息发布后,众筹来的资金并不会直接打入求助者的账户,而是会进入众筹平台。一旦平台有资金挪用,或者资金链条断裂,求助者可能就拿不到募集款项,得不到及时救治。

本次曝光的案例,可以说是网络众筹乱象的一个缩影。由于网络众筹不属于《慈善法》规制的募捐行为,而是被认定为民事意义上的赠与,为求助者提供信息发布的互联网众筹平台,不会受到像慈善组织那样严格的监管。像这次涉事公司的负责人就强调,“不具备募捐资质”。定位的模糊,让网络众筹的监管存在着一定的空白。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和重大斗争的时候,越是能充分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疫情当头,全国上下能够快速形成一体联动、联防联控的局面,形成党员率先、干部带头、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这是制度的伟力,是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底气。

又比如,1910年底,曾有一场鼠疫在黑龙江哈尔滨肆虐,华人伍连德仅仅用了几十天时间,就将这场鼠疫彻底扼杀,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从当代人的视角看,伍连德的方法十分寻常,这就是设计并发放防护口罩、将人群分类隔离、及时火化疫尸,通过切断传染源和阻断传播途径,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

赢得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斗争的胜利,基本道理也是相同的。在疫苗研发和应用尚需较长时间的情况下,核心办法就是要迅速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

除了扣除7%的手续费外,关于剩下的救命钱到底去哪儿了的问题,在媒体采访中,该网络众筹平台的负责人,回答倒也相当坦诚——“公司挪了点款做其他项目”。